又到了一年一度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日子,自從菜鳥記者從事記者這份工作後,二二八這一天,或是二二八這個議題,就成了菜鳥記者每年採訪的例行公事。其實不僅僅是二二八事件,菜鳥記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從二二八事件來關心台灣在民主道路上,爭取民主、捍衛人權的過程,那些民主前輩的犧牲奉獻,是台灣人民最寶貴的資產,套一句菜鳥記者的老師、三立主播陳雅琳所說的,「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那麼台灣便不會重蹈覆轍,再次上演歷史悲劇。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二週年,再過不到五天就是二月二十八日,雖然菜鳥記者已不在位,但持續關心二二八的心意是不會改變的,就先把「海洋系列」暫放一邊,菜鳥記者先帶大家從紀錄片<傷痕二二八>來回顧一下
二二八事件。

當來的正義 鄭文堂戲說傷痕二二八
張倩瑋
2005/06/30 
導演鄭文堂認為,面對昔日悲劇,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應找出元兇並給予符合台灣民情的懲罰,讓受難家屬得到正義,對歷史做個交代。

【傷痕二二八】紀錄片一開始,由畫家吳松明飾演的中國版畫家黃榮燦正手握著筆刀以熟稔的技巧雕畫著二二八事件期間,軍民對峙的場景,在幽暗的燈光與特寫鏡頭的引導下,彷彿開啟時光隧道,帶領觀眾回到一九四七年的台灣。


傷痛  一道永久的印記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亦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全台人民對回歸「祖國」(指今中國)抱有冀望,無奈的是,在國民黨政府接收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卻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省專賣局專員和警察大隊員警在台北市查緝私煙,意外地打傷煙販並擊斃民眾,然而這場意外卻引發群眾對政府長期不滿的情緒,開始了示威抗爭、排斥外省人的舉動,事件蔓延全台後,民眾從追究刑責,升高為政治改革的要求,導致與政府之間關係緊張,而有武裝鎮壓。


查禁私煙其實只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實際上,台灣人對「祖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不了解,行政制度多有缺失,且軍紀欠佳,政治參與和待遇也不盡公平;另外,不當的管制政策,使物價高漲,失業率極速攀升,種種情緒積怨在民眾心裡,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暗潮。對「祖國」的高度期望演變成令人哀慟的「二二八事件」,或許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淡忘,但相對於受難家屬、對於國家而言,卻是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痛,在歷史留下一道永久的印記。


鋪陳  戲劇手法容易懂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合作,籌劃拍攝【傷痕二二八】紀錄片,重建歷史現場,讓觀眾身入其境,了解二二八事件的事發原由。


這部描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影片,不同於紀錄片給人的刻板印象,它少了受害者或受難家屬口述歷史的鋪陳,而多了戲劇性的表現,會有這樣的呈現方式,導演鄭文堂說,「比較容易看」,戲劇讓觀眾較易進入時空的轉換,而對於完全不了解二二八歷史的年輕人,也較容易接受。


另一方面,選擇事發原因來拍攝,鄭文堂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期間裡,幾乎沒有影像資料的保存或紀錄,有的也僅是少數受難者的個人照片或受難家屬領回受難者屍體後拍下的幾張存證照片而已,其他的就只是一、兩張的版畫、漫畫,為這段歷史影像完全缺乏的時期所拍攝的紀錄片,格外有代表性。


對於那些不知道二二八事件的人也好、知道部分歷史的人也罷,透過紀錄片的方式,鄭文堂只想把時間序交代清楚,若非研究台灣史的學者,一般人對二二八的了解多是經由片段的歷史故事拼湊而成,甚至把發生的原因簡單地化簡成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所以鄭文堂認為有必要清楚地敘述時間點與原因,讓觀眾能了解最終為何演變成抗爭,陳儀、蔣中正的誤判情勢,當時埋怨的民聲,人民對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比較等,這麼重要的時代,鄭文堂認為不能囫圇吞棗地帶過。


分寸  不會有偏激解讀


全片由黃榮燦的版畫揭開序幕,鄭文堂說,黃榮燦的版畫是唯一紀錄軍警以制式暴力鎮壓民眾、開槍射擊的影像,而在拍攝這段場景時,鄭文堂描述自己都起了雞皮疙瘩,讓他心裡滿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微妙感觸,自高中時代知道二二八事件後,即便偷看禁書中對鎮壓期間僅有的圖片正是黃榮燦的版畫,或者欲知軍隊是如何鎮壓民眾就只能從長輩口中聽聞,時空轉換到二○○五年的某個早晨,演員正模擬黃榮燦刻製版畫並轉印於畫紙上的那一剎那,呈現歷史,鄭文堂形容,就像是在你的面前重新繪製已過世多年的老祖母畫像。


片中除了二二八事件鎮壓過程的紀錄,還有七十軍來台的場景,在片中,對於七十軍敗壞的的形象,「背重鍋」、「穿草鞋」,鄭文堂感觸很深,卻不斷地試踩心裡對於詮釋的那道煞車線,該如何適當地陳述歷史情境,鄭文堂緊抓著一把尺,他認為,時代環境的不同,應該重新檢視歷史的描述,該如何拿捏分寸不讓人有偏激的解讀,鄭文堂說了「適可而止」四個字,即便是狂熱分子的他,因為提不出太明確的證據、也沒有確實的史料證據,所以他有所保留,尤其是拍紀錄片,畢竟「拍片者躲不過觀眾的眼睛」,要過觀眾這一關不容易。


【傷痕二二八】一片不是泛綠追究責任的專利,正因為拍片者躲不過觀眾的眼睛,所以創作者一定要有所抉擇,鄭文堂也明白逃避不了史學家的史料的觀點與詮釋,但為求善盡平衡者的角色,鄭文堂拍得很「保守」。「保守」這兩個字鄭文堂似乎頗有意見,是拘束?是保留?鄭文堂想了許久說著,「因為不激進所以顯露保守的跡象」,但他的朋友說他是「拍得很節制」。


結局  回歸台灣的期望


不論是泛藍者的批評或泛綠者的質疑,鄭文堂已有心理準備來承受,「我不想搧風點火,也不想被黨外同志罵」,自認角度拿捏「不夠帥」,鄭文堂坦言,其實最在乎中間選民的反應,所以他有刻意跳脫自己激昂的情緒,主要是他既非當時代的人、又不是受難家屬、也非台灣史學者,自己成長的年代為民主蛻變期,所以他能很快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像棒球賽中,投手與捕手間最適度的距離。


故事的結束,以一句「當來的正義?」作結尾,鄭文堂說這是最難的結尾,他過濾了上百種意見,下了一個決定。鄭文堂不以八股劇情中,「邁向民主化的台灣,大家應放下仇恨,並原諒......」之類的方式結束,他參考許多曾發生種族屠殺、衝突的國家,像是瓜地馬拉、南非等國,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實例,回歸台灣,鄭文堂有著就像結語中「當來的正義」在何處的感慨。


教育部長杜正勝在看完這部片後,對於「當來的正義」有感地說,「台灣還未見正義的出現」。鄭文堂認為,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該有的正義要有,找出元兇,並給予懲罰,這懲罰可以是符合台灣民情的懲罰,讓受難家屬得到正義,對歷史做個交代,這才是民主過程中「當來的正義」,也是全片真正要表達的意涵。


【傷痕二二八】一片於二二八公園首映時,行政院長謝長廷、教育部長杜正盛都前來捧場,現場還有許多受難者及受難家屬出席,當時,坐在鄭文堂身旁的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黃昭堂看完影片後,更是激動地向鄭文堂表達感謝之意,這反而讓鄭文堂鬆了口氣,算是得到了認同。不過這樣的拍攝方式卻不是鄭文堂最初的構想,若非一開始就設定了觀眾群,他說最想拍,也已經開始籌畫拍攝「二二八尋腳」,透過某個走遍台灣的小人物,以主觀細述某個地點的過去與現在,沒有模擬劇情,讓觀眾透過無限的想像空間沉浸在陳述歷史的旁白中,不需要控訴,很簡單、很強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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